最潮中国范儿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智能制造“新名片”******
提起汽车，特别是传统汽车，很多人都会想到欧洲，因为那里是汽车工业的发源地；但眼下，提起新能源汽车，相信很多人想到的会是中国。如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卖到了全世界各地，包括汽车的发源地欧洲。
数据显示，目前在欧洲，每10台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台来自中国。去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给出了一张漂亮的出口成绩单：2022年前11个月，我国汽车出口278万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倍。最潮中国范儿，今天我们关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中国智能制造“新名片”
上海外高桥海通码头，一批国产新能源汽车正在依次装船。
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查验九科科长陈佳：新能源国产汽车，这些车辆信息都是记录在这个铭牌上面。
这批新能源车的目的地不是亚非拉，而是老牌汽车工业基地欧洲。
上海外高桥海通码头调度员林峰：针对出口量的提升，码头采取了板车预约机制，跟客户确认运输计划，提早预留场地，提升了进港效率。
此时的欧洲，中国车销量正盛。这里是英国伦敦，这家开在市中心的销售店，吸引了很多当地消费者的关注。
上汽名爵英国公司销售总监安德鲁·斯图尔特：这款车在英国，是增长最快的车之一。这辆车本身制造得非常好，性价比高，科技感十足。
安德鲁告诉记者，这款车已经在欧洲十几个国家销售，网点数量2020年还是65家，眼下已经接近650家。他们对这款车在英国销售十分看好，2021年销售量是30000辆，2022年是51000辆，新的一年，他们又有了新目标。
上汽名爵英国公司销售总监 安德鲁·斯图尔特：2023年销售目标是超过7万辆。
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出现在欧洲市场。在挪威，这款车今年刚刚交付，半年时间就卖出了1000多台。获得了挪威大中型豪华纯电SUV销售第三的成绩。
苏珊是挪威当地小有名气的高尔夫球手，她告诉记者，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包括其中一系列智能化的操作体验，这款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几乎满足了她所有的要求。
职业高尔夫球手苏珊·彼得森：我们有两个孩子、狗、很多高尔夫运动器材，因此在挪威能拥有一辆有足够空间且非常舒适、很棒的越野车，真是太完美了。我的体验非常好。
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占到了欧洲新能源汽车总销量的10%。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出口量约55万辆，其中40%销售到了欧洲市场。如今的中国新能源车获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
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洪：今天中国企业率先纷纷出海，并且进入的是欧洲最发达、最核心的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开始崛起，我们真正地从一个汽车大国在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给了我们机会。
中国新能源汽车“三电”技术领先全球
物美价廉是中国制造的优势，但是国产新能源汽车能够在国外大卖，不仅仅是价格，还有更多是来自产品本身的竞争力。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这其中最大的竞争力就是来自电池，眼下，全球动力电池销售前十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与中国电池企业合作，是当下很多国外企业作出的选择。
就在不久前，日本大发宣布，将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在电池供应以及电池技术方面开展战略合作。随后不久，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宝马等公司也先后宣布，将采用中国供应商提供的电池包。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付炳锋：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走过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大都是我们的企业自主研发的，产业化布局非常齐备，也支撑了国外品牌在中国的发展。
在广州番禺汽车城，一条自主电芯生产线将在今年1月投产。
因湃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俊海：我们现在电池包的电量在我们的车上面搭载的话，能够跑600公里以上。
如今，中国的电池、电机、电控“三电”能力已经在全球遥遥领先。当前的中国汽车产业正迅速往电动智能方向进化，中国汽车品牌也正在重新定义新能源汽车。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古惠南：大量的这个科技创新，电池、电机、电控到智能网联、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到网联系统，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就是政策、资本以及科技和市场共同发力，才有今天中国新能源车引领世界的一个现象的达成。
“中国智造”为海外消费者提供“中国式服务”
我们国产新能源汽车除了在“三电”技术领域领先全球以外，新的服务模式也让国外消费者抱有不小兴趣。
2022年12月1日，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在荷兰南部城市上线了一座可以为新能源汽车进行换电服务的换电站。这也是继挪威、德国和瑞典之后，第四个上线换电站的欧洲国家，改充电为换电，中国企业的想法被很多当地消费者点赞。
荷兰中国品牌汽车用户安德鲁·普莱斯：从我的角度来，这是很好的开端，这个策略可以持续下去，用换电替代充电。中国一向是以高效率闻名，我认为他们在欧洲市场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总台记者在现场也体验了一下，在5分钟内，汽车的旧电池即可被更换，而新电池的充电量在90%左右。换电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可进行多达312次换电。
挪威进口商总经理克努特·阿斯：我们公司从事汽车进口业务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和中国汽车公司一起工作是很好的合作，因为他们倾听我们的需求。
克努特看来，中国工厂很愿意和经销商沟通，并且改动原来的方案更符合当地消费者的诉求，还有中国新能源汽车公司甚至要求企业高层直接跟客户互动，解答问题。
挪威投资促进局中国区负责人武瑊：中国国内的新能源车企这些年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通过本地化运营建设，以及与当地合作伙伴联合对产品进行定制化的开发，一方面适应了北欧和欧洲其他地区客户的一些本地化需求，也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认可。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正当时
到欧洲去，到汽车市场竞争的中心去，这是来自中国制造的底气，也正是这样的一股气势和自信，掀起一轮新的汽车出口潮。
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正当时。
（总台央视记者 张勤 王琰 罗宏进 陈丽 周驰森 张浩 郝晓丽 王梦 郑治 盛瑾瑜）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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